台湾从美国新入“铭传”号主力战舰蔡英文命名

2019-02-03 03:19 来源:未知

  台海军方向美国采购的两艘被除役的佩里级舰艇铭传号与逢甲号,自2017年5月抵达高雄后,终于在2018年11月8日正式成军。当天上午,蔡英文来到高雄左营军港出席双舰成军典礼并发表讲线年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属军舰移转法案,对台出售二手佩里级导弹护卫舰,总金额为台币55亿1070万元(约合11.4亿元人民币);海军安排在今年接舰。今年3月9日,“海军司令”黄曙光与“驻美代表”高硕泰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与美方高层共同举行移舰仪式,并由黄曙光将“泰勒号”与“盖瑞号”2艘军舰命名为“铭传”和“逢甲”, 舰龄大约30年。军方将2舰命名为“铭传”和“逢甲”,以纪念刘铭传和丘逢甲对台湾的贡献。

  刘铭传1864年,授直隶提督。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1884年,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1885年,任台湾巡抚。在台任职期间,进行了编练新军,修建铁路等一系列洋务改革;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亦日益巩固。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深远的基础。后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1891年辞职。其治台策略与理念,后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承续,是推动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有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之誉。1896年1月12日在安徽六安刘新圩病逝。

  光绪二年(1876),侍郎袁保恒上疏,称台湾为各国所垂涎,欲加强海防,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实力整顿,未易为功。但是,袁保恒颇具远见的建议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光绪五年(1879),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台防一时趋于紧张。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东南沿海,台防不仅更加紧张,且成为中法重要战场之一,朝臣呼吁再起,台湾问题才引起朝廷重视。中法战争结束后,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在朝廷上曾经多次展开讨论,讨论的重点是创建海军和加强台防。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讨论结果,慈禧颁发两道懿旨:一道懿旨命设海军事务衙门,一道懿旨准左宗棠奏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光绪十年(1884),清廷命直隶提督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次年,台湾建省,刘铭传担任首任台湾巡抚。此后花费3年时间,至1888年闽台真正实现分治,刘铭传正式起用台湾巡抚关防。

  闽台分治,固有若干事务问题、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而主要原因是巡抚刘铭传对台湾建省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刘铭传考虑到台湾财力匮乏,主张暂缓建省。他上《台湾暂难改省折》,主张台湾目前事宜应从抚番、办矿、清赋、练兵着手,待财力有一定积累时再建省不迟。刘铭传的主张虽言之有理,但朝廷实际上并未采纳。

  闽台分治虽然花费了3年时间,但刘铭传在台湾推行新政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刘铭传于光绪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四月(1885年10月至1891年5月)主政台湾,其间虽不及6年,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台湾为日踞前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台湾建省分治以后,刘铭传在台湾全面推行自强新政,为台湾的海防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台湾自此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一)筹划财政。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虽然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祯渡台时期台湾就开始推行新政,台湾曾经组建军装局、火药局,并开采煤矿、购买洋炮、调集兵轮等,但由于经费捉襟见肘,新政推行艰难,成效十分有限。刘铭传到任后,在筹划财政方面从两个途径入手:一是出台新政,就地开辟财源;二是争取朝廷和大陆支持。筹划财政的重点以自筹为主,以朝廷和大陆为辅,对于刘铭传而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由于朝廷的协调和刘铭传的努力,闽督同意由福建协同台湾。考虑到情况复杂多变,且福建本身财力也十分有限,刘铭传提出上、中、下个协同方案:上为每年协饷80万两;中为每年协饷60万两;下为每年协饷20万两。3个方案,刘铭传当然力争上案,力保下案。经多次协调,闽督同意由闽海关及闽省各库筹晌每年44万两,分5年拨付,共220万两。此数在刘铭传的方案中虽处于中下之间,但在当时各地财政普遍比较拮据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这是当时大陆方面给予台湾财政的主要支持。

  然而,5年共220万两的白银对于在台湾开展的新政实在是杯水车薪,刘铭传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在台湾就地开辟财源,例如招垦、清赋、开矿、设厂等。

  仅举清赋一项,台湾于1886年成立清赋总局,刘铭传命大规模清丈土地。通过2年时间的清丈,田赋大量增加,1890年高达674,868两,约为清丈前的3倍有余。通过刘铭传的努力,台湾各项地方财政收入每年达到近300万两白银,为刘铭传台湾新政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建设海防。刘铭传到任后,在台北设立总营务处,对军队进行裁员精减,同时聘西人为教官,士兵全部换用洋枪,实行西法操练。在装备方面,刘铭传扩大了原有的火药局,新设立了军械所、水雷局等,依托台湾自身的力量就地自制枪弹。1886年,刘铭传在基隆、沪尾、安平、旗后、澎湖5个海口各修建西式炮台2座,在以上炮台添置新式西洋钢炮31尊。在海口部署沉雷、碰雷等20个,与炮台遥相呼应。由于刘铭传在台湾推行新政,其军事布防以日本为假想敌,这些举措暂时抑制了日本对台湾的野心。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以后,开始凯觑钓鱼岛,内务省企图在钓鱼岛建立国标。日本外务大臣表示此举不妥,他认为,由于清国对台湾开始重视,“此际匆忙公开建设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日本在钓鱼岛设立国标一事暂时停顿。日本出于刘铭传在台湾推行新政的原因而被迫暂停在钓鱼岛建立国标,刘铭传功不可没。

  (三)开山抚番。开山抚番是清政府对台湾的一贯政策。刘铭传入台前,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剿抚交替政策长达10年之久,然未见大效。刘到任后,经过仔细权衡和分析,认为建设台湾首先要赢得台湾民心,决定从抚番这个关系建台的关键问题人手。光绪十一年(1885)始,他采取剿抚兼施、以德服番的策略,取得全台番民一律归化的成效。

  刘铭传在招垦中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减少了沿海大陆的无业游民,减轻了沿海大陆可能发生的动荡;二是加强了大陆居民与台湾土著居民的联系;三是通过移民将大陆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台湾;四是将招垦与海防联系起来,加强了台湾海防的后备力量。

  刘铭传开山抚番,一面招抚,一面,恩威并重。对照官方档案与民间记录,刘铭传实际上败多胜少。光绪十四年(1888),卑南吕家望番叛乱,一时震动全台,甚至惊动京师,北洋水师派出了舰队。次年3月,刘铭传向朝廷报告,“全台生番,一律归化”,“归化生番806社,男妇大小丁口合计148,479人”。而未及半年,宜南防勇副将刘朝带以下两百数十人中番人埋伏阵亡,说明“全台生番”并未“一律归化”。

  (四)兴办煤矿。刘铭传渡台筹办军务时,深知兴办煤矿对筹办军务之重要,不仅新政对煤矿的高额利润有需要,军事工业对煤炭也有需要。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以官六商四谋官商合办,每天出煤百余吨。隔年以商人惟利是图为由,命收回官办。经此折腾,煤矿一撅不振,陷于半瘫痪。光绪十五年(1889),由于矿苗枯竭,需投人巨资开辟新矿,刘铭传决定将基隆煤矿交由台商承包,因此触犯朝廷大忌。吏部与总理衙门以“煤务经营不力”参幼刘铭传,刘遭“革职留任”处分。

  在兴办煤矿方面,刘铭传未获成功,亦未能改变台湾煤矿长期以来中饱私囊的局面。以基隆煤矿为例,该矿以人力开采时,年产煤74000吨;后投入巨资,改为机器开采,结果产量不增反降,年产煤仅达54000吨。不言而喻,,吞吃了煤炭。

  从责任方面看,刘铭传遭清廷”革职留任”处分实在冤枉。该矿在中法战争中曾经遭受严重破坏,刘铭传赴台后,要在短时期内恢复生产,困难相当大,且官办诸多积弊一时难以肃清。刘铭传曾经千方百计寻求解决办法,然未获朝廷认可,他举止受阻,进退维谷,最后仍改民办,直至倒闭。洋务运动中,大陆官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种种积弊甚多,台湾企业也不免染上时疾,岂是刘铭传一人之力可以挽回?刘铭传获罪,一方面是朝廷推卸责任,一方面也有派系之间相互倾轧的原因。

  (五)架设电线。刘铭传为与大陆实现及时沟通,在架设电线方面加快了步伐。台湾架设水线余里,全部工程在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完工,实现了台闽之间“互通声息”的愿望。同年,刘铭传在台湾创立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并发行邮票,此举比大陆邮政官局早了8年。

  刘铭传分析,敌船若以陆队登陆台湾,不仅南北声息隔绝,而且调兵遣将不易。敌军一旦对台实行海陆夹击,台湾大局危迫立见。刘铭传认为,台湾惟有兴修铁路贯通南北,方可应敌、阻敌。

  刘铭传敢为天下先,到任后即着手办理铁路事宜。他为筹措筑路经费,多方设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台湾铁路进展十分缓慢,到刘铭传卸任为止,台北至基隆铁路尚未完工。分析原因,盖因刘铭传对兴修铁路过于乐观,对困难准备不足。铁路开工前,经费问题、股权问题及人事问题等使刘铭传陷于各种纠葛之中。铁路开工后,问题更加复杂,仅修路工人一项就使刘铭传头疼不已。当时因台湾人工费居高不下,为解决经费捉襟见肘的问题,刘铭传不得不下令抽调营兵充当筑路工人。但是在施工过程中,营兵不服工程人员管理,甚至擅自改动图纸,多次引发冲突。尽管困难重重,刘铭传对台湾铁路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他身先士卒,在开凿狮球岭隧道时甚至不惜屈尊亲临现场对工人进行指导。由于铁路修建进展十分缓慢,刘铭传下令建成一段营运一段。这个办法是刘铭传的一个创举,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一是让铁路立刻发挥作用并在运营中发现问题,二是借此可以筹得少量经费。刘铭传卸任两年后,基隆至新竹全长106公里的铁路正式开通。该铁路是台湾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自筹自建的铁路。在我国铁路史上,刘铭传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七)开办学堂。在刘铭传主持下,光绪十三年(1887)在台北成立台湾历史上第一座西学堂,首期招生20余人。光绪十六年(1890)成立电报学堂,续又成立番学堂。刘铭传离任后,因经费不继,西学堂、电报学堂、番学堂等先后裁撤。这些与近代工业相关联的西式学校虽然寿命不长,招生人数亦寥寥,但它们是台湾历史上近代文明的拓荒之举,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八)招商兴市。刘铭传在任期间,提倡“商战”,鼓吹“与敌争利”。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在他倡导下,开始筹建“全台商务总局”,统筹招商事宜。因资金难以落实,“全台商务总局”至当年十月也未能组建。刘铭传坚持招商投资,商人张叔和(鸿禄)在沪募得资本若干渡台并拟定《振兴台湾商务章程》六条报刘铭传批准。刘铭传批示:“所拟章程六条,尚为允协,仰即照办,以广招徕。”阁“全台商务总局”于刘铭传批示后,约于光绪十三年(1887)三、四月间成立,即由张叔和等全权负责。“全台商务总局”因兼办铁路,也称“铁路商务总局”。随后,“全台商务总局”派员在新加坡等地设立招商局,吸引了部分南洋华侨到台湾投资。

  招商局先后向国外购买旧轮船2艘、新轮船2艘,在此基础上成立“台湾轮船公司”,主要从事台湾与大陆运输及东南亚地区航运。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台湾陆续成立了硫磺厂、矿务局、机器锯木厂、煤油局等。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台湾街市的繁荣,台北、基隆等主要城市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

  刘铭传初任台湾巡抚,即主张暂缓建省,反映出他对台湾问题的两点考虑:一是台湾建省之财力将主要依靠台湾本土,初步表达了自力更生思想;二是主张通过抚番、办矿、清赋、练兵等积累财力,初步提出了“商战”思想。任期,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又从战略高度提出海岛必须在武器装备及粮食方面基本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他说:“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费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岩疆。”闭叨刘铭传主张台湾自给自足自强,无论从战略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来看,这一方长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铭传将台湾自给自足自强这一战略方针作为他主政台湾的首要目标。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他在开山抚番方面期望通过恩威并重安抚番民,在外敌人侵时避免内外两线作战;同时通过安抚番民,将台湾前、后山连为一体,以适应战时需要。纵观光绪元年以后的20年间,清廷在台湾为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前后付出了阵亡近万、伤者无数的代价。刘铭传在抚番过程中有过高过急之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从大局来说,刘铭传在台湾开山抚番是清廷抚番20年来最好的一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在兴办煤矿方面,刘铭传力求台湾煤矿首先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满足台湾能源需求。在架设电线方面,刘铭传力求以最快速度架设电线,使台湾本岛及本岛与澎湖、大陆之间实现联系。在兴修铁路方面,他力求铁路贯通台湾南北,战争一旦爆发,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台湾军队的调度与整合。

  从刘铭传在台湾的事功看,筹划财政、建设海防、开山抚番、兴办煤矿、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招商兴市等等,均紧紧围绕台湾自给自足自强这一战略目标。

  台湾兴办洋务比大陆晚13年,因此,大陆洋务运动的许多经验可资台湾借鉴。大陆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开始,继以民用工业,也即先求强,后求富。台湾汲取大陆经验,从新政一开始即实行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同时并举。因为海防建设、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等均需要耗费巨资,刘铭传无论怎样开辟财源,资金总难免捉襟见肘。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刘铭传不得不将重点向民用工业倾斜,也即以求富为重。

  刘铭传求富,以“全台商务总局”为支撑。“全台商务总局”成立后,对于台湾建省、筹划财政、建设海防、开山抚番、兴办煤矿、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等等实业十分有利,为台湾走向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台商务总局”的支持,刘铭传就不可能有台湾建省以后的种种辉煌。

  对于“全台商务总局”的设立,刘铭传经过深思熟虑,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刘铭传说:“中华立国在民,爱民斯为邦本”,“商务即民业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从刘铭传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梳理这样一条线索,即立国一爱民一经商一致富一自强。

  刘铭传的言论与大陆洋务派的求强必求富的思想竟不谋而合,后起的台湾洋务运动最终不得不与大陆洋务运动并轨而行。

  刘铭传主政台湾期间,台湾当时的军事部署虽非达到尽善尽美,但已经成为台湾有史以来军事布防最佳的时期。遗憾的是,台湾始终没有拥有一支足以自卫的舰队。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多次提出“以海制海”主张,但受到朝廷和李鸿章的冷落。

  早在光绪七年(1881),刘坤一就建议将新购的铁甲舰2艘驻防澎湖,防备日本可能对中国挑起的战争,此说竟无人附议、更不为最高统治者重视。朝臣廷议,请求重点创建海军和加强台防。从表面看,慈禧顺从廷议,连续颁发两道虱旨,命设海军事务衙门并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然而由于李鸿章的原因,在其后的海防整顿中,朝廷明显重北洋而轻南洋,海军事务衙门实际上成为北洋海军的事务衙门。

  李鸿章位高权重,中国当时耗费巨资从国外购买的最新舰船几乎全数拨付北洋,其所筹设的北洋海防已远远凌驾于南洋之上。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有识之士建议为台湾添置快船4艘,结果为李鸿章所阻而流产。台湾吕家望番叛乱,惊动北洋,刘铭传趁势上奏朝廷,请求尽速为台湾添置快船若干,但奏章未有结果。此后,刘铭传曾多次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然终无结果。刘铭传心有不甘,曾自筹资金购买“南通”、“北达”等小轮供台湾军队运输、缉捕之用,又自造驳船一艘供运输军火之用,但是刘铭传关于在台湾建立海军的理想终成泡影。

  台湾由于没有舰队拱卫,海防终成为缺腿的海防。中法战争中,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湾海防丧失后盾。然北洋水师游弋黄海,对日本构成威胁,台湾尚未感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压力。及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重蹈南洋覆辙,台湾海上防御几成一片空白。《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日尚未换约,日军近卫师团1万5千人及战11艘集结台湾北部海面。台湾由于缺乏舰艇,不能控制制海权,只能作陆上防御。台湾义军、黑旗军等民众武装依托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所建立的海防工事,顽强抵抗5个月之久,使日军付出了死亡4800人、负伤27000余人的代价。日军在台湾的伤亡人数竟是中日甲午战争伤亡人数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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