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讲述长征路上学文化的故事:长征就是我

2018-12-25 06:57 来源:未知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窑洞的一场演讲中,颇有战略眼光地提出了建设有文化的军队的著名论断。而早在10年之前的长征路上,尽管战事频仍、艰险异常,但生动活泼的文化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却已在有声有色地开展,极大地提高了红军将士的政治觉悟、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

  “如果不参加红军,我们这些穷孩子根本不敢想会有机会去学习。”92岁的老红军陈浩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感到欣慰。

  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合编,采取随军办学的形式,学校隐名为干部团。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其在川陕苏区创办的红军大学也随军征战。

  与此同时,从中央苏区西征转移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一道,创办了红军第四分校。20岁的陈浩当时是红四分校的一名学员。“那时候,学校既无校舍和讲堂,也没课桌和书本。”陈浩说,学员们因地制宜,用树枝当笔,把大地当作练习本,将石头和木桩作为课桌来学习。

  1935年11月长征开始,学校分为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二军团教导团随军长征。“部队不断转移,打打走走,学习条件更加艰苦,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学习。”陈浩回忆,1936年部队转战到甘肃成县、徽县间两校合并,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

  当时,红军大学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课程。陈浩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战争实际展开的。政治课有中国革命史、马列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军事课则是学习翻译的《苏联红军》。根据缺什么补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校特别要求学员们要学会“打”和“走”。

  曾留学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的出任红军大学校长,他对教学抓得很紧,认为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

  这给陈浩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灵活的战法,就打了个比喻:“我们不学牛抵角的战术,要学狼的战术,要瞅时机,当人推车过来时,它不咬人,一旦推车上坡它就咬人的屁股了,因为人不敢撒手,只能被白白地咬去一块肉。”“这种形象化的教学很有效,我们很快就理解了他讲的战术战法。”陈浩说。

  由于经常打仗,教学只能在战斗间隙进行。教员用树枝先在地上写字,比如“人”、“民”等,然后学生们就跟着一遍一遍地写。陈浩说:“有时我们还会借助写标语来学习。学校教员在百姓的墙上写上‘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主人’等标语时,我们一边在地上学着写一边念。如果有人学得比较快,教员就会让他在下一个宿营点写标语,这是一种奖励。”

  “长征中,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学习起来还是很认真,从不逃课。”日后成为共和国开国少将的陈浩说,“正是那时学习的文化知识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后来就不会有所作为。”

  解放后,陈浩历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如今,陈浩安逸地生活在江西南昌,虽然眼睛不好,但老人总喜欢提笔写上几个字,而写得最多的字就是“长征”。

  长征期间,能在红军大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战士的文化知识则是在长征路上边走边学到的。

  早在1934年春季,中央苏区红军就开展了“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提出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口号。“五要”中的一条就是“每人要识三百字”。以写标语为例,部队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亚洲必赢手机入口“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结合红军不断行军打仗的要求,还发明了“看后背”的学习方法。

  “长征就是我的大学。”14岁就参加了红军的夏精才老人说,“长征路上,我不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识字。”

  参加红军前,夏精才是地地道道的“干人”。“干人”是云贵川地区对穷人的称呼。夏精才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靠乞讨为生。夏精才小小年纪,就靠在地主家放牛,同时卖一些木柴来养活自己。

  1935年1月,红军来到夏精才的家乡黔西。“那天,我正背着一捆柴禾去卖,看到街上有红军的宣传队员在搞扩红的宣传,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夏精才说,“当时,我只想找个有饭吃的地方,穷人的队伍,起码会让穷人吃饭吧!”背着柴禾的夏精才走过去,问红军:“你们要不要我这样的人?”红军回答说:“要。”夏精才把木柴扔给了身旁的老乡,就这样参军了。

  “我是在长征路上开始认字的。”夏老回忆说,当时的识字是这样的:连队的文书或者指导员写好字,贴在每一个行军战士的背上,后面的战士行军时,可以看前面战士的背,一次识一字,这样日积月累,识的字就多了。

  “因为太累,宿营时根本无法学文化。而行军时,由于太枯燥,学几个字,反而能减少行军中的困意。”夏老回忆说,默默的行军中,那沙沙的脚步声,比安眠药都厉害。

  夏精才清楚地记得,自己最早学会的就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如果偶尔有行军不是十分紧张的时候,连队的文书就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考一考。就这样,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夏精才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另一个“长征”:识了不少字,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对于这些穷苦出身的孩子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对于长征路上的红军来说,最关键也是最迫切需要学习的无疑是关于行军打仗的知识。

  今年已93岁高龄的老红军袁林,在长征中长期担任“破坏干事”一职,被战友们戏称为“袁破坏”。破坏,其实就是瓦解敌军工作。

  “做破坏工作,光说不行,身手得好。”袁林自豪地说,在中央苏区时,他就曾进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自己还被评为特等射手,获过奖。

  长征开始后,苏区红军学校合编为干部团,随军办学。在充满艰难险阻的万里征途中,红军学员们把学习与打仗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在紧要关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巧渡金沙江就是红军学员们创造的一个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

  “学习是为了战斗。”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方强,长征中就曾是干部团中的一员。

  1935年5月2日,方强随干部团三营在红军总参谋长和干部团政委的率领下,伪装成为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在第二天赶到金沙江边并控制了对岸渡口。

  方强说,为确保红军主力平安渡江,干部团在团长陈赓率领下立即翻山抢占十多公里外的通安州,镇外要隘狮子山上有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一个团固守。“尽管一路上全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时还要攀登悬崖峭壁,但部队丝毫没有放慢行进的速度。”95岁的方强老人回忆了夺取通安州的一幕幕。

  “敌人从山头上不时向我们打冷枪、推滚石。尖刀连的学员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滚石砸伤。后续学员就利用地形地物,贴着悬崖、死角跃进,才避免了伤亡。”

  敌军有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企图抢占通安州,阻止红军北进。干部团只有三个营,力量对比悬殊。同时,敌人又居高临下,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势。

  “冲锋号一响,红军学员们便向前猛冲,敌人很快便垮下去了,有的趴在地上装死,有的从陡坡上掉下去摔死了。”

  “击溃敌人一个团,红军才伤8人,牺牲4人。”方强说,此后,“川军听到戴钢帽的红军干部团就望风而逃”。

  夺取通安州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同样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军事科学院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徐占权说,在艰险征途中,各路红军开办的红军学校、开展的识字运动、书写的标语口号,都成了红军重视文化宣传、加强教育学习的历史见证。

  1935年,红军经过道县时,一名14岁的小红军刚在文庙红墙上写完“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工农革命努力奋斗”的标语,尾追的军队就赶来了。小战士没来得及撤走,便倒在了血泊中。

  从小红军一笔一画的稚嫩字迹中,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红军官兵在行军打仗间隙抓紧点滴时间识字、学习的精神!

  “关心普通战士的学习,提升官兵的文化素质,一直是红军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徐占权说,长征路上红军既重视大众化的教育普及,也没有放弃正规化的学校教育,这给了红军战士为理想、信念拼搏奋斗的巨大勇气和坚韧毅力,同时也锤炼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和新中国的建设者。

  当年走完长征路的红军战士,若干年后,还有人留学攻读了博士学位。1951年,新中国派出30名医学研究生赴苏联留学,每人攻读一个专业,其中有3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是:钱信忠(学习保健组织)、涂通今(学习神经外科)、潘世征(学习普通外科)。1955年,他们都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10月,红军完成了历史性大会师,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了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乃至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遍布各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学校、卫生学校等。

  “长征中的教育普及特别是红军的学校教育,既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又是理想信念的播种机,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储备了强大的干部队伍。”国防大学研究员苏利军认为,长征路上的学校教育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保留了办学机构、师资力量,为长征结束后迅速恢复办学规模提供了组织基础。红军在长征中不仅开办有红军大学,各部队还根据当时情况的需要,办有许多专业性的学校,如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有通讯学校和卫生学校,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还成立了供给学校。这些都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等不同层次的指挥与专业技术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培训并保存了优秀的干部骨干。长征中,红军三个方面军共培训了近5000名学员。长征结束时,三个方面军共有5万多人,可见当时红军干部战士受训比例是非常高的。

  三是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正规化管理水平。中央红军干部团本身担负着护卫党中央和机关的作战任务,长征中打了不少漂亮仗,多次为部队渡河架桥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由于教学完全是在战斗间隙中进行的,学员们学习的课程并不多,但他们经受了战斗锻炼,受到了、等高超指挥艺术的熏陶,分赴部队后,大多成为优秀指挥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在供给制度、财务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性、严密性,存在不少漏洞。为此,红四方面军专门成立了供给学校,请原红九军团供给部长赵镕担任校长,共办了8个多月,培养了百余名学员,从而在部队建立起了较为规范的供给规章制度。(新华社记者王经国 樊永强 徐壮志 梅世雄 人物图片摄影:新华社记者徐壮志 查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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