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

2019-04-26 21:17 来源:未知

  岛国三年外交生涯,苦辣酸甜,我无怨无悔。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加紧在南太地区推行“金钱外交”、“弹性外交”,与我争夺外交阵地。为了对“”势力作斗争,我在斐济使馆工作9个月就先后8次出差到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

  1989年11月22日,我出差到基里巴斯,正碰上台湾李登辉的“特使”在基里巴斯活动,台湾当局以赠给基里巴斯两架波音737飞机为诱饵,要基里巴斯与其建交,而且李登辉的“特使”带去了建交公报,限基里巴斯于11月30日签字,签字后,“特使”留下来就任台驻基里巴斯“大使”。

  我到达基里巴斯时,基里巴斯的10个部已被他们说服了7个部。情况十分紧急,我当即电话报告驻斐济大使,大使指示我一定要打掉台湾的图谋。我坚决执行大使的指示,说服了基方不与台湾建交,赶走了“特使”。返回斐济后,我们立即将在基发生的情况报告国内,并建议在基设使馆,国内很快同意,并命我去基建馆并任临时代办。

  1990年2月24日,我一人登上小飞机。飞行近10个小时,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该岛仅27公里长,一二百米宽,基里巴斯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文化生活等于零,物质生活处于半原始状态。于是我开始了一人一馆,岛国三年鲁宾逊式的生活。

  1990年2月24日是星期六,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除去星期日,只有3个工作日,在3天内,使馆要装电话、传真、买汽车、挂馆牌、准备临时的旗杆……最紧要的是,我必须在26日星期一把100多张请贴准备好,并全部发出去。我抓紧一切时间,充分利用周日这天,第一先买油盐米面;第二挂出馆牌;第三打出100多张请贴、信封。我顶着似火的赤道骄阳钉馆牌,很快晒掉一层皮。当时的使馆馆牌、锤子、钉子还都是从斐济带来的。

  2月28日我从早6点起来就开始布置准备,其实前几天晚上我都已在收拾。因馆舍是临时租的,房子空了好久,无人居住,室内无任何东西可以装饰,我只是挂了一幅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挂历,放置一些宣传品。之前,我已同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商妥,开馆招待会的食品由他们提供,我又开了几个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罐头。

  招待会准时开始,客人们徐徐而入。我在使馆门口迎客,时而又到里面敬酒陪客。招待会完全按预先设计的程序进行。当时,很多朋友还不知道中国驻基里巴斯使馆只有我一人。有的朋友东看看,西看看,还到小厨房走走。甚至疑惑地问我,今晚的招待会都是我一人准备的吗?

  当招待会进入高潮后,我开始讲话。我说:“中国在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是中基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开馆招待会,塔巴依总统和夫人亲自光临,政府内阁全体成员,以及这么多的基里巴斯朋友参加,说明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作为开馆的首位中国外交官,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我将以此为契机,为进一步发展中基友好关系做出我的努力。”我的讲话得到热烈的鼓掌。接着基里巴斯外交部代表讲话。朋友们频频举杯,欢庆中国大使馆开馆。

  开馆招待会计划从晚6点半至8点,而实际上最后一个客人离开的时间是晚11点多,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这一天我从早6点一直忙到深夜12点,双腿都僵直了,连床都爬不上去,可是我还不能休息,必须将招待会的消息尽快发出去。

  使馆招待会后,我便计划上半年的工作。可是计划还没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3月2日早晨。使馆刚开门对外,警察局便来人通知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个没爆炸的500磅炸弹,当天要请专家排除,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我的临时馆舍并不在塔拉瓦岛上,而是在它西边1000多公尺之外的贝霄小岛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岛先由日本人占领,后又被美国攻下。美国在一周内向仅有1.5平方公里的小岛投下了3000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有爆炸的炸弹。现在情况如此紧急,我只好躲到塔拉瓦岛去。我带上几片饼干赶紧离开,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第二天我开始计划出上半年的工作重点:以对外工作为主,建馆工作同时进行。计划刚刚开始实行,险情再次出现。

  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到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

  基里巴斯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他说这是万幸,因为两周前,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被一个喝醉了骑摩托车的人撞死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这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便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馆印、文件、照相机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因为使馆仅我一人,所以使馆和我个人的安全至关重要。起初馆址靠近深海,水深浪大,因此不管天气多热,我给自己立条规定,绝不下海游泳,以防出事。直到我搬到浅海边,我才下海游泳。另外,我备有一条木棍,放在室内门口,用做防身的武器。晚上外出时,室内留一个灯亮着,好让外人认为屋里有人。我这样做,建馆几个月来还没出过事。

  6月15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时间是6点半至8点半。我于6点15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记开个灯,锁门就走了。等我9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自己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围楼转了几圈不见人影,又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旮旮旯旯,都翻了一遍。发现保险柜完好,只是换衣服时放在枕边的几十澳元不见了,二楼的百叶窗被拆掉几块,窃贼是从树上爬进来的。我赶紧报告了我的警察局长朋友,他答应尽快破案。那一夜我亮了一宿灯,一分钟也没敢睡。第二天,我照常办我的公务。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馆再小,工作也是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的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馆长,中基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比起正常的使馆,我还多了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那就是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寻找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还得亲自干。

  按照我的计划,使馆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我一个人陆续宴请了基里巴斯副总统、议会议长、各部部长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宣传介绍了中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方针政策。同时也对基里巴斯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我了解到,基里巴斯的经济还属于自然经济,每年预算仅2000万澳元。主要收入靠外国渔船在其海域捕鱼所交的税收,这项收入每年可达约700万澳元,另一笔收入靠出口椰子干。

  1990年2月,我国向基里巴斯提供了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其仅有的机场跑道。这笔贷款从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务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我国与基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所有的合同文本都由我一人打字,由我自己校对。

  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常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道修好后能飞737-400型飞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是说能飞737- SP型,若飞737-400型飞机,现在已设计完的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办这事这么难,其实办所有的事都不容易,因为全靠我一人想到,又靠我一人做到。凡是我能想到的,我都能做到,就怕我想不到,因为没任何人提醒我。由于几十年养成的严谨的工作作风,3年里,大事小事,我一件也没拉掉过。工作最集中,难度最大的是庆祝中基建交10周年的工作。

  建馆后,经国内同意,我馆在1990年6月25日中基建交10周年时,准备搞三项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一个庆祝招待会和几场小型宴请。于是,进入6月份,我就着手准备,一切从零做起,时间不够,我只有减少做饭、吃饭、睡觉的时间。图片的八个展架,要自己设计、自己买木版、自己做。十米长的横幅,中英文,要自己一针一针地缝。我要找电影放映机,试片子。到6月24日,徐明远大使从斐济来主持三个项目开幕式时,一切就绪。他非常满意,事后,他叫我“拼命三郎”。

  我们中国人常说鱼水情,意为关系密切,如鱼同水。在基里巴斯,我可以说人鱼情。我到过不少国家,没见过一个国家的人与鱼的关系像基里巴斯那样密切。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他们只吃生鱼生虾,那是他们的主食。首都塔拉瓦岛,因与外界有联系,外国人多些,每两个月有澳大利亚一条商船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只有这时,才有些蔬菜和水果。

  我们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基里巴斯最大的习俗莫过于吃生鱼。餐餐吃,天天吃,年年吃,代代吃。我要真正入乡随俗,就必须顿顿吃鱼。刚上任时,每天吃鱼还觉得新鲜,可没过多久,我每天开冰箱看到鱼就肚子疼,后来不开冰箱,一想到鱼,就受不了。

  有一次,我教一个妇女组织做红烧鱼,偶然机会,她们说院内有几棵树,树上的叶子可以吃。我如获至宝,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有时做汤时放几片嫩叶,以此解馋。有时商船来时我买到点菜,总是尽可能地节省着吃,就是剩下个小小的菜疙瘩,我也舍不得扔。有一次,我听说岛上一个背阴处有青苔,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可以吃。我铲了些,偶尔吃点,以解菜馋。

  在基里巴斯的第一个新年快到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新年要找点猪肉吃。当地人有的也养猪,他们吃猪肉的方法还是原始状态,猪杀了之后,整个用火烤。过年那几天,哪里有猪叫,我就往那里跑,可是到了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烤整猪。最后,还是没吃上猪肉。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差点断粮。由于我整天工作,1990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库存的粮食不多了,只够两天。我赶紧到商店去购买。岛上的小商店又小又简陋,就像我们农村的小卖部。我去了几个商店,都说米面卖光了,商船还没来。我马上开着车在岛上从东到西把所有的商店和小铺子全都扫了一遍,结果两手空空。

  这可怎么好,为了生计,不能断粮。我一方面密切打听船期,一方面订妥三天以后我去马绍尔共和国的机票,准备到时还没粮,就去那里采购。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朋友广开粮源,最后还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先生给我解了难。他们有个小卖部,大米还有一定存货,可卖给我十几斤。我当即开车把米买到手。真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断米的难关终于过去了。

  那个时代外交官还不能带家属,更不能带子女,彼此联系只能靠两地书信。基里巴斯与国内通信来往很慢。1990年4月23日,我收到家书一封,告知我老父亲于3月30日去世。平平一封家信激起我内心千层浪,做儿子的我远在天边执行外交公务,因通信不便,不知父病,当有消息时,已是千呼万唤唤不归,儿子怎不难受。

  接到信后,我告诉我的亲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忠于祖国,我也从没忘记父亲,只不过儿不能在家人身边。待我回国时,儿要到父亲墓前,诉说儿子的一片忠心孝心。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生活再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一次是当我正式在天涯海角,在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徐徐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设计旗杆、底座、安装,我费尽心血,足足用了三个月。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升之也不易。

  另一次是“十一”国庆前,因基里巴斯不能印请帖,我决定回斐济一趟。当时,我发现自己已7个月没理发了。日期定了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不能平静。9月12日,我登上了去斐济的飞机。飞机到了瑙鲁后,还有3个小时就到斐济了,我心里激动得不能控制,脸紧贴玻璃窗,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要到了,就要回到集体的怀抱。下午,我回到斐济使馆。徐大使和使馆同志们都在等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和大家紧紧握手拥抱,欢笑伴着眼泪,言语带着激动,我回来了,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公务员小刘赶紧给我理发,炊事员小戴让我吃馒头……

  一天清晨,我突然感到心痛,接着是一身大汗,我知道心脏病犯了。我不敢动,静静地躺着。我还是按时起来继续工作,也没对徐大使说。一直到他要离开基里巴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场活动,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趴在宴会桌上。

  我认识徐大使一年多,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次我仅希望他在近几天每天下午4点左右,从斐济给我打一个电话。送走他,我回到使馆,烧一壶开水,煮一锅饭,放在床头,把电话拉过来,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静静地躺着,房后海浪滔天。我多么想有人跟我说句话啊,这也是我请徐大使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的目的。

  过了几个月,我又感到发冷,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坚持工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到医院一查是肺炎,医生要我住院打点滴。我说打点滴可以,不能住院,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我知道,在热带患肺炎是很危险的。我决定每天开车到医院去打点滴。而发高烧开车,有时不能控制。有一次,我把车开到海滩里,幸亏岛民朋友们又推又拉,才把车开到路上。

  在基里巴斯3年,使馆从无到有。从仅有草房一栋,到建成基里巴斯最标准的宅院之一,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飘扬,院内50米长、1米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小路两边栽有当地的一种花。小路是我利用废水泥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下班后铺几块,花了3个月的时间铺成的。我把中国大使馆展现给基里巴斯人民,我也把中国和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现给他们。

  使馆的桩桩件件事都浸透了我的心血和汗水,超常拼命地工作,常累得我腰痛得直不起来。白天,赤道骄阳使我汗水淋淋,晚上太平洋的海水给我冲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声中度过,没人跟我说话,伴随我的只有一条小狗。我曾无数次对着镜子说话,回答我的还是镜子中的我。

  岛国3年外交生涯,苦辣酸甜,我无怨无悔。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最后一次升起使馆的五星红旗。已经离开使馆了,我双眼还盯着五星红旗。登上飞机,我闭上双眼,思绪万千。祖国,我为你,在天涯海角,献出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现在我回来了,可以说,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吴钟华,1939年生,河北人。1963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礼宾司、国际司、对台办、领事司任职。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1990年2月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建立中国使馆,并坚守在那里近3年,其间所度过的艰苦生活和遭遇的独特经历,是中外外交史上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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