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图中从S(主体)出发的线

2018-11-12 04:15 来源:未知

  在武侠小说所呈现的阳刚世界中,女性角色所被分派的“任务”一直颇为固定,也就是为男主角在忠孝节义、武林恩怨的情节之外勾勒另一条爱恨情仇的支线,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角色也就难免被类型化,她们的存在意义往往是依附在男性角色身上的,而所言所行也常常是为了争取男性的钟情;本论文虽然也是从一个看来相当女性主义的诘问──“他不看她时她在吗?”──出发来研究《天龙八部》中段正淳身边的女性,但要申述的却不是金庸小说如何牴触了女性主义的诉求。虽然如果我们要列举金庸小说中愿意为男主角生、为男主角死的女性角色,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但一来金庸小说所形塑的女性角色类型变化其实颇多,以某些例子来断定金庸对女角的刻划出自父权中心主义并不甚公允;二来这样的批评实在屡见不鲜,以至于似乎具有女性主义的意识便无法享受阅读金庸小说的乐趣。本论文因此希望跳出将武侠小说看成女性主义者要誓师讨伐的读(毒)物这样的传统,借由检视小说中负面的女性角色其观看/认同的方式,积极地厘清:金庸笔下某些负面形象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认同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陷溺在依附男性而生的处境中难以自拔?透过精神分析的阅读方式,有没有另一种有别于这些女子所采取的观看方式,可以将(女性)主体自爱欲情仇的狭隘空间中释放出来?

  “他不看她时她在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挪用拉冈(JacquesLacan)的精神分析思考所发出的诘问。在科学界,Bohr提出量子力学此一学说,认为一个物理量只有在当它被测量之后才是实在的;之后,持反对观点的Einstein表示,一个严谨的物理理论应该要区别“客观实体”以及这个理论运作的观点,客观实体应独立于理论而存在,Einstein问道:“难道月亮只有在我看她的时候才存在吗?”拉冈的精神分析倾向接受量子力学提出的反省,肯定了主体的观看与否及观看方式在在影响到他所看到的结果,如此一来,“我不看月亮的时候,她就形同不在”便不再是荒谬绝伦的说法。如果武侠小说中的世界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而女性的存在依附于男性而生又几乎是武侠世界中的必然,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的确是有某种观看/认同方式特别容易使女性被定位/将自己定位于这种“他不看我时我仿佛不存在”的处境,而《天龙八部》中段正淳的众情人所展现的侵略、报复等行为与这种观看方式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女子观看自身及他者的模式显然颇有问题,以至于段正淳“不看她”(不将之视为欲望的客体)的时候,就导致其主体存在意义的虚无,甚至种种毁灭性的举动。透过对金庸文本的分析及对精神分析相关理论的厘清,本论文将试图证明,只有当这些依附男性而生的女性角色体会到欲望主体的真相其实是“我不看它时它就等于不在”,她们才能逆转“他不看我时我就不存在”的宿命。

  在《天龙八部》中,与段正淳有过一段情的女子在他离去之后几乎仍过著被过去情感牵绊、没有主体性可言的生活:或者如秦红棉自名幽谷客,大有自恋自怜“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第七回,金268)之意,在隐居的生活中则不时练著段正淳曾传授她的五罗轻烟掌来回味过去;或者如王夫人在山庄种满茶花,以此为留住远去的情人的方式;或者如段正淳的元配刀白凤,因丈夫处处留情而出家,成了云空未必空的玉虚散人;不过这些为情所困的女性显然有别于传统描绘下愿意为男主角牺牲一切的痴情女子,因为她们几乎都有着极强的攻击欲与报复心:每练一次五罗轻烟掌就要发一次脾气的秦红棉以追杀段正淳其他情人为终生职志;嗜种茶花的王夫人不是怜花葬花的温柔女子,而是惯将负心汉处死做花肥的狠角;而刀白凤则以委身“天下最丑陋、最污秽、最卑贱”的男子来报复丈夫的薄幸;至于段正淳的情人中最令人发指、由爱生恨地将段正淳肩头肉都咬下的马夫人康敏,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自负美貌的她竟因为乔峰正眼也不瞧她一眼就设下毒计加害他。乔峰看不看她真的有那么要紧吗?何以他对康敏美色的视若无睹竟然酿成后来一连串的悲剧?我们不妨就从极度自恋的康敏开始,来看看自恋的观看模式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马夫人恶狠狠的道:“你难道没生眼珠子吗?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的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的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乘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第廿四回,金1024)

  关于自恋,最通俗的诠释便是个体对自我的过度爱恋。至于自恋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久远,不但现在普遍的社会价值观仍然认为女性比男性来得自恋,精神分析大师佛洛依德更早已指出女人与自恋有着不解之结。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自恋是一种由自身,而非他人来激起性觉醒的现象,有原初自恋(primarynarcissism)和次发自恋(secondarynarcissism)之分:前者指的是婴儿期喜欢自己的身体,以自己的身体做为欲力(libido)的对象,从而获得满足;后者则是指儿童期以后,个体将自己原应外投的欲力收回,由爱恋别人转而爱恋自己,从而陶醉于自我想像之中。根据佛洛依德的看法,次发自恋基本上自然是一种女性的特质,因为女性的阳具钦羡(penis-envy)会使她们感觉到先天上劣于男性,而为了补偿这种匮缺感,女性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后天上寻求对抗这种失落感的方式,因而高度地关怀、欣赏、爱恋自己的容貌。相对的,男性既然不受阳具钦羡之苦,也就较少呈现出自恋的倾向。做出这样的推论之后,佛洛依德还特别强调这并非出自他个人诋毁女性的欲望(Gay555):女性,特别是外貌好看的女性,分外会借由自恋来寻求自我满足,因为社会对于她们可以选择的爱恋对象实在是强加了太多限制;她们不但因此特别有自恋的倾向,而且在感情的模式中也是需要被爱,而不是主动去爱(Gay554)。在此,用阳具钦羡来断言女性会因感到自身的匮缺而发展成过度自恋,实在有本质论的嫌疑,我们当然可以指控这是男性精神分析师对女性的污名化,然后一举切断女人与自恋间由来已久的强制联结,但佛氏关于社会的种种箝制会把女性推向自恋一途的这项观察,其实是颇值得重视的。当父权社会予以女性重重制约,使其做为主体的欲望与行动多受打压而不得满足时,女性是否有可能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欲望的客体,借由把被压抑的爱恋与欲望投注于自己身上来得到满足,也因此即使当她在面对爱恋对象时,也往往是延续著自恋的模式,希望被爱、被注视,而不懂如何主动去爱?以下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线索。

  和段正淳有过一段情、嫁给马大元、色诱白世镜及全冠清的马夫人康敏,其所做所为可以说是把自恋发展到极至的具体代表,陈墨评其为“自恋成狂”──“她的一生只爱她自己。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她的心愿,她的花衣服,她的情郎……她的她的!一切都是她的!……她从来也没有爱过丈夫马大元;也从来没有爱过其他的人(甚至包括段正淳),并且永远也不可能爱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情爱金庸》211)──恐怕没有任何读者会有异议。不过康敏的自恋是否“已经是不可理喻,从而一般的人无法猜知她内心的究竟,她的言行举止,也无法被人所预料、所理解”(《情爱金庸》211-12),倒也不见得那么绝对,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一窥这种自恋机制的运作方式。在康敏的例子里,我们会发现一个疑点:如果自恋指涉的是像西方那希塞斯(Narcissus)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例子一样,那种自信地认定自己就是最值得爱恋的对象、不假外求的状态,那么自恋成狂的康敏大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肯定自己是最美貌的女子,至于在她口中不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一群臭叫化的头儿,有什么神气了?”的乔峰看不看她,又何损她对自己美貌的认定?从这个吊诡的现象,我们正可以追索出自恋的观看模式本身如何的脆弱:不但需要仰赖他者的凝望来支撑,更是侵略与攻击欲的本源。

  不同于佛洛依德以本质论的阳具钦羡理论来解释自恋,法国精神分析巨擘拉冈以镜像阶段(mirrorstage)来阐释自恋的机制如何形成及运作,显然更具有启发性。对拉冈而言,六到十八个月的幼儿对自己的镜像即有特殊的迷恋:人类的出生就解剖学而言,其实属于一种特殊的早产(prematurebirth),亦即在系统发育尚不完整、尚带有母体残留体液时便已出生。这个有所欠缺的主体却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形象并且表现出对镜像的无穷兴趣,究其因,是要借由镜像所提供的完形(Gestalt)来实现自己期望成熟的目的,换句话说,镜像认同乃是一个“从不足到期待”(frominsufficiencytoanticipation)的过程,主体借此将其实并不完整的身体透过镜像所提供的幻觉形象延伸为全角(Lacan1977:3-4)。这样的原初自恋虽然是主体最早期的认同方式,因此负有不可或缺的阶段性使命,但是精神分析也同时强调不能久滞于此阶段,而必须接受伊底帕斯化的过程,进入象征体系之中。镜像认同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使得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强调走出镜像期的重要性?拉冈对此的解释是,当主体透过镜像认同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同时发生了异化(alienation)的现象(Lacan1993:39):因为他毕竟是靠着那外于自身的他者(other)才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是完整的”此镜像幻觉成立的同时,也是“我是分裂的”这个事实被揭露的时刻;镜像认同的吊诡便在于“我就是他者”(Lacan1993:39)。正因身体形象从匮缺延伸到完整的期待过程是建立在内部冲突矛盾的镜像认同上,这种主体内在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便是“攻击性的竞争”(aggressivecompetitiveness,Lacan1977:19),主体和他的镜像既同一又分离的这种情境将使他成为“自己的敌对”(arivaltohimself,Lacan1977:22)。说得更浅白些,就是主体要靠镜像他者才能成立自己的这个现象,会使他忧心被他者所取代或控制,因此对他者产生攻击的欲望。泰瑞莎‧布南(TeresaBrennan)因此表示:虽然主体是透过对自己身体的执恋才建立分离主体(aseparatebeing)的,但这种将自己视为全能的幻想也必将带来企图操控(镜像)他者的欲望(98-99)。职此之故,如果自恋的想像认同稍后不能被象征认同所取代的话,将会使主体在对待他者时,始终与之处于在想像层次不断角力的关系之中,既要靠他者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又唯恐他者威胁自我的生存,就此陷入嫉妒、偏执、不断攻击的危险中。

  回到金庸小说的文本,我们可以说康敏的表现正吻合自恋模式所造成的种种苦果。乍看之下,康敏已经极度自满其美貌,乔峰看不看她有什么关系?经过精神分析对自恋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乔峰看不看康敏对她而言当然是大大的有关系:因为自恋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一个稳定及自给自足的结构,反而在根本上就是需要某种“外援”才能成立的──那希塞斯也需要水中的倒影才能自诩为最值得爱恋的欲望标的物。康敏先前能自夸为百花会中群芳之冠,是因为无数男子眼中都流露了对她姿色的倾慕,这些英雄好汉、德高望重之人因此都如同她的镜子,印证了她是值得被欲望的、被爱的这样的自恋信念,但是正因为自恋要建立在这种他者的凝望之下,所以康敏自恃美貌的信念绝对不是不可摇撼的;我们看到,当乔峰竟然对康敏视而不见时,康敏的自信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当康敏指责乔峰“眼光在我脸上掠过,居然没停留半刻,就当我跟庸脂俗粉没丝毫分别。伪君子,不要脸的无耻之徒。”(第廿四回,金1024)时,她的言语间已经充分流露出她的不确定与不安全感,她不能肯定她是不是真的有别于庸脂俗粉之姿,而这样的不安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靠攻击乔峰──认定乔峰不看她的原因是出于假正经、逞英雄、是伪君子,而不是因为她自己真的不够吸引人──来解决这种不安。其实康敏心里是否相信自己的说词?答案应该相当明显:自恋机制本身结构性的脆弱使康敏无论如何自负美貌,都还是不能自给自足,必须透过与他者的镜映关系才能完成从不足到期待的过程,而这个期待一旦被乔峰破坏,她无法承受自身不足的结果,便是转而用攻击他者来说服自己“不是我不够好,是他有问题”。

  康敏在全书中的份量虽然不重,但出场时却总是令人印象深刻,这除了是因为她策划以陷害乔峰及段正淳的毒计招招阴险之外,也因为她连招供自己的罪行时都显得那么志得意满。当她告诉段正淳自己为什么要陷害他时,她先说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如何害了“花衣服的相思病”的故事,叙述自己过年时盼不到新衣服,又眼见隔壁江家姊姊有新衣可穿,便如何偷偷到隔壁江家剪坏别人的新衣服:

  我拿起桌上针线篮里的剪刀,将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又把那条裤子剪成了一条条的,永远缝补不起来。我剪烂了这套新衣新裤之后,心中说不出的欢喜,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还要痛快。(第廿四回,金998)

  康敏这番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告诉段正淳,她不只对花衣服如此,对人也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就要毁掉:

  我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气,从小就是这样,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了,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小时候使的是笨法子,年纪慢慢大起来,人也聪明了些,就使些巧妙点的法子啦。(第廿四回,金999)

  这番自述不仅在字面上透露出,康敏得意洋洋于会使聪明法子,是一种严重自恋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再次展现了自恋所导致的侵略欲。

  自恋模式中“有他就没有我”的互斥关系是如此不稳定,以致于主体总是想着要取得主控的位置(Lacan1993:93),对待他者的态度也因此充满攻击欲,滞留在想像的层次不断与他者进行拼个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也正是精神分析中所说的“邪恶之眼”(evileye)的运作逻辑:“嫉妒”(invidia)这个拉丁字乃是以“去看”(videre)为字根,拉冈据此将嫉妒与观看做一连结,表示嫉妒是充满了贪婪欲念的邪恶之眼与生俱来的力量。而嫉妒与“渴望”、“想要”(avoirenvie)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在嫉妒中,欲望的运作并非指向主体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当主体觉得别人的形象看来比自己完满时,就会自觉黯然失色,更因此觉得他者威胁了自己的生存,从而产生嫉妒的情结,不管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别人所拥有的那样东西,就按照别人的欲望复制自己的欲望,对别人的欲望物产生邪恶的贪念(Lacan1981:115-16;Lacan1993:39),我们甚至可以说,邪恶之眼在没有看到别人有那样自己没有的东西之前,根本不觉得自己那么想要那样东西,然而一旦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别人比自己完整这样的感觉就会使他认定自己是真的极度渴望那样东西。康敏的极度自恋自然也会使她的渴望化为一双邪恶之眼,完全撇开需要的问题,任由毁灭性的欲望蔓延。陈墨在评论康敏的“新衣情结”时,曾表示康敏这个情结的关键在于她想要的是“新”衣服,而段正淳、马大元、乔峰等等都只是一件一件的新衣服,她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并进一步表示“想要穿新衣服,这本是人类的一种极普遍的欲望,女性尤其如此”(《人性金庸》101)。姑且不论想穿新衣是否为女性特有的欲望,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想穿新衣”这个情结所透露出的需要(need)与欲望(desire)的差距。穿衣,是保暖御体的基本需要问题,穿“新”衣却不是,没有人非需要新衣不可,所以对新衣的“需求”其实已经是进入欲望层次的问题了,至于康敏对新衣服的欲望,更不折不扣的是出自她邪恶之眼的贪欲:如果康敏是单纯的想要新衣服,她再不择手段,也应该会选择去偷走衣服据为己有,而不是以剪烂别人的新衣服为乐。事实上,康敏稍早的言谈间就已经透露了她对新衣服的渴求根本是一种与需要无关的欲念作祟:当被康敏下了药的段正淳醉醺醺地表示,如果知道当年的康敏如此渴望新衣,要他送十套二十套给她都不成问题时,康敏的回答是,“有十套、二十套那就不希罕啦。”(第廿四回,金998)这里当真道破了邪恶之眼的观看模式──重点根本不在于有多少衣服,而是当东西不是你的、你得不到的时候,它就特别picpeo.gif(10510bytes)显得希罕!拉冈在阐释邪恶之眼的时候,所举的例子便是,已经不需要母亲哺乳的哥哥如果看到弟弟在吸吮母乳,由于邪恶之眼的作祟,依然会嫉恨地看着弟弟(Lacan1981:116)。康敏对得不到的新衣、对拥有众多情人的段正淳所展现的几近变态的渴望也是一样的心态:她自认为为新衣服害了相思病、认为自己深爱着段正淳,但又会去把衣服毁掉、想把段正淳害死,这种爱恨综合的矛盾正是自我与他者(邻居姊姊、段正淳其他情人)争锋的镜映关系中,嫉妒的邪恶之眼必然造成的现象。

  当社会价值观倾向于把女性与自恋连结的时候,对某些女性主义流派而言,全面挑战父权价值体系、歌颂被父权体系污名化的女性特质一直是抗争的途径之一,不过就自恋这个特质而言,我们发现这种反向的歌颂恐怕不是很理想的一种方式,我们透过康敏来检视的自恋机制足可说明自恋可能造成的灾害。而康敏最后竟然因为在镜中看到自己被阿紫毁容的丑陋模样而气绝,更无巧不巧地为过度自恋、沈溺虚幻脆弱的镜像所带来的恶果,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比起马夫人康敏,段正淳的其他情人虽然不至于自恋至此,却多也困在想像认同(imaginaryidentification)的处境中不能自拔。前面已谈过镜像期与自恋等理论,而这里所说的想像认同其实便是指自恋与镜映关系所在的场域,用拉冈的图表来说明,就是图示L(schemaL;Lacan1993:14)中,连接oo(o为代表自我的ego,o代表对应于镜像自我的他者)的轴线。

  在这个关系图中,主体所在的位置是在S,相对于主体而言,真正的他者则是代表象征秩序与潜意识的大他者(Other),而主体的建立也是透过与大他者(Other)互动所完成的,1但是主体最原初的建立方式就是想像的镜像认同,也就是会把从o(他的镜像、相对于他的小他者)那里所看到的,当成是主体的所在,从而建立自我(ego),这也就是图中从S(主体)出发的线;(小他者),之后又沿着想像的轴线到达o(自我)(Dor161-64),而oo所构成的想像轴线同时也形成了一道语言墙(thewalloflanguage),2使大他者与主体被分隔在遥遥相对的两端,主体因此也不易直接企近自己潜意识的真相,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大他者发出的线条经过语言墙的阻隔后会成为虚线;而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让主体理解到想像认同的虚妄,才能于象征秩序中安身立命。所谓在象征秩序中安身立命,是必须超越自我与小他者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解到自己所面对的他者们同样也是一个个的主体,有其独立的欲望运作模式,因此想用一己的自我去控制管束他们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唯有接受这个现实,才能在面对分离(separation)──不管是原初母子共生幻象的结束,或是认清镜像和自己的区隔,或是接受失落所爱之物──之后,在象征秩序中寻求种种的替代,展开自己做为主体的欲望辩证过程。

  在《天龙八部》中,段正淳的情人们在与爱人分离之后,显然都没有办法在象征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她们的生命意义建立在被段正淳视为欲望客体之上,只有当段正淳这个小他者持续给予如镜像对自己的凝望时,她们的自我才能稳固下来,一旦失去了他者的凝望,主体就或者因为自我完形的无法确立变得惶惶不安、或者要靠攻击他者来勉力维持住自我的完整;前者如甘宝宝与阮星竹,后者如刀白凤、秦红棉、王夫人。段正淳情妇之一的俏药叉甘宝宝虽然再嫁,却幽怨度日,初见段誉时,连听到他的大理口音、获知他姓段都足以使她思及故人而神思恍惚,忘记身陷险境的女儿(第二回,金79-80),后来再与段正淳相遇时,虽然力图谨守已婚妇人之份际,但却不时可以看出她难忘旧情而哀怨不已(第九回,金379-380);而阮星竹对段正淳的痴恋更是到了即使被他用花言巧语所哄也甘心的地步:“‘我叫你永远住在这儿,你也依我吗?……你就是说了不算数,只嘴头上甜甜的骗骗我,叫我心里欢喜片刻,也是好的。你就连这个也不肯。’说到了这里,眼眶便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第廿二回,金928-929)至于段正淳的元配刀白凤,她的攻击性则表现在报复的欲望上;她不惜“找一个天下最丑陋、最污秽、最卑贱的男人来和他相好”(第四十八回,金2014)以报复段正淳──得不到丈夫完整的爱,就宁可作贱自己,强迫自己委身于让她乍见之下惊恐不已、要转身逃开的叫化子。刀白凤这么做,看似给了段正淳一个最好的教训──他一生风流,私生女无数,但到头来很讽刺的是,他视如己出的唯一儿子段誉竟是妻子与别人私生的,而他还为了保护这个儿子不惜让慕容复把他的众情人全部杀掉!然而刀白凤的一生其实何尝有其做为一个主体的意义?她又何尝因为遂行这样的报复稍微减轻了自己被丈夫背叛的痛苦?更不堪的是,她自己因丈夫的出轨而伤心欲绝,所以认为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报复丈夫的目的,但其实段正淳至死都不知道段誉的身世,又怎会被她的报复行动所伤害?刀白凤所得到的报复快感,终究不过是来自于自己想像的投射:“你对不起我,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子当人……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第四十八回,金2013),结果我们看到,这自暴自弃的一次出轨,并不能使刀白凤就此脱离为段正淳所负的阴影,只是徒然在自我与他者的角力中亦步亦趋地受制于他者的所作所为,在攻击他者的时候也伤害了依附他者而生的自己。

  接着看秦红棉。秦红棉的生命似乎以追杀段正淳的其他情人为目的,行径虽不似康敏般变态,却也是攻击欲极强的例子,她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浪掷在追杀情敌上,也灌输女儿木婉清天下男子皆薄幸的观念,要她立下毒誓,若有人见了她的脸,假如不杀这个人就得要他娶她,而丈夫若是负心又必须亲手杀了他,一旦有违誓言、下不了手的话,就得自刎(第四回,金161),这样一种在女儿身上复制自己偏执的思考的行径,表面看起来是保护女儿以免她受一样的苦,其实也暴露出秦红棉对自己被抛弃一事不曾忘却,更无法摆脱被抛弃之痛苦,女儿若是真的遇上负心汉而将他杀了,倒也是可以为她带来替代性的满足──自己不能(不忍)手刃段正淳,但却希望天下负心汉能够死尽!另一个希望天下负心汉都死尽而且更为变态的角色自然就是王夫人阿萝。事实上,王夫人的侵略欲及变态行径可说不逊于马夫人,而她所表现出来的一项其他女子没有的变态倾向则是恋物癖(fetishism),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种心理机制和想像认同的钩联。

  关于恋物癖,佛洛依德所提出的解释依然是充满阳物理体中心(phallogocentrism)的色彩,对他而言,恋物癖中受到崇拜爱恋的物神(fetish)基本上是阳具的替代品:

  正常的情况下这阳具应该被放弃,而物神就是特地设计用来防范阳具消失的东西。说得更浅些,物神是母亲的阳具的替代品──小孩子一度相信母亲(和他一样)有阳具,但基于种种我们并不陌生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放弃这阳具。之后所发生的现象,就是小男孩拒绝承认他发现女性没有阳具的这个事实。不,这不可能:因为如果女性是因为被去势才没有阳具的话,那么他自己拥有的阳具岂不也处境危险?为了反叛这样的情况,他对阳具这个特别的器官本能的防护,使他的自恋情结油然而生。(SEXXI152-153)

  也就是说,佛洛依德认为恋物癖是小男孩为了否认(disavow)去势恐惧所发展出来的倾向。正常的情况下,接受了去势恐惧的小男孩会进入伊底帕斯化的过程,知道不能依附在母子共生的想像阶段,也就是说恋母有可能会使他的强大对手──父亲──将其去势,所以小男孩会发展出对父亲的认同,以期自己长大后能够拥有母亲以外的其他女性作为其欲望客体;而恋物癖者则是从这样的常轨中逃逸,他们对自己的阳具所投注的自恋使其不能处理瞥见女性生殖器所造成的去势恐惧,因此选择相信女性也是有阳具的,为了要否认这个他们明明已经看见的事实,恋物癖者所采取的折衷之道──当然不是在意识层次选择这么做,而是根据潜意识法则的引导──便是坚持相信女性有一个不同于他原先所认定的阳具,也因此替代阳具功能的物神就出现了,透过这个物神,他把原先应投注于生殖器官的性满足转从物神身上得到。佛洛依德认为男性恋物癖的对象物常常是女性的内裤,原因在于那是女性把衣物卸尽、露出没有阳具的真相的前一刻,在这一刻,他还是可以相信女性是有阳具的(phallic),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关键物为物神(SEXXI155)。

  关于恋物癖这个问题,法国女性精神分析师克莉斯提娃(JuliaKristeva)也做了一番值得参考的补充。根据克莉斯提娃的论点,恋物癖的确和镜像期的自恋情结有关。小孩对镜像投注驱力(drives)的原初自恋期,奠定了后来他可以区分人我、自身与外物的基础:小孩最早安置/确立(posit)的物件(object)便是镜像中的自我,而认识到镜像毕竟外于自身之后,他将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经验,在象征秩序中一一安置/确立其他物件/客体的存在,也就是展开他象征表意(signify)的过程,利用语言的表意来升华原初的失落感(Kristeva1984:46);但是镜像期的经验如果不能被适当的转化发展,那么就有可能变为窥视狂(scopophilia),始终需要一面镜子或替代镜子功能的受话者(addressee);或者是变成恋物癖者,抗拒承认他发现母亲被去势的这件事,运用恋物癖的机制使阳物母亲(phallicmother)的存在可以确立。克莉斯提娃认为其实恋物癖也许不是在发现母亲被去势的时候才出现的,更早期对自己镜像的依恋、不能将镜像与实际身体分离开来的问题也将造成恋物癖的形成(1984:63)。总之,不论是因为不能与母亲分离所以认定其为阳物母亲,或是深陷于镜像误识之中所造成的恋物癖,都是一种透过恋物回返自体快感(autoeroticism)的机制(Kristeva1984:65),是正常的表意功能停滞的一种表现,因为表意功能是要主体学习用语言去指涉,同时了解使用语言就是接受失落(必然是当下缺席(absent)的东西才需要靠语言来再现(represent),的这个事实,而恋物癖者却不使用语言,而使用物件(object)来表意(Kristeva1984:64)。]

  在以上的理论中,佛洛依德的看法因为倾向生物决定论,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从对阳具有无的在意来解释恋物癖的产生,那么本来就没有阳具,也就是没有去势恐惧的女性是否就不会有恋物癖的出现?克莉斯提娃的补充则把恋物癖连结到镜像期所发生的问题(disordersinthemirrorstage)之上,因而可以解释两性都有可能出现恋物癖。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拉冈对佛洛依德去势效应的修正来看这个问题,会更为清楚;拉冈认为去势效应并不必定指小孩对失去阳具的恐惧,而是小孩与母亲分离的经验中,发现自己不是母亲唯一爱着的对象(因为还有父亲),母亲有着他所不了解的、不可知的欲望,因此深感自己一定失去了什么东西(or115)这样的一种原初失落,换句话说,恋物癖不必然只发生在不承认母亲在生理上被去势的男孩身上,也发生在明知已然失落了爱物却不愿意接受失落或分离经验的任何主体身上。王夫人对蔓陀山庄的茶花所投注的特殊情感,正是一种恋物癖者与物神的关系,用以否认情郎段正淳已经不在身边的事实。

  用来让自己对失落视而不见的物神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质呢?这里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斯在分析商品物神化的现象时所提供的看法:“在金币作为交易媒介的阶段,货币本身依旧带有使用价值的色彩。但因在频繁的交易流通过程中金币本身的物质性会不断耗损,变得越来越名不符实──金币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不符现有的实质──遂导致金币后来逐渐为铜币、镍币、甚至纸币所取代。也就是说,整个货币的流变是往愈来愈名不符实的方向走(Marx11-14),变得越来越鬼魅。正如齐杰克(SlavojZizek)所言,钱币拥有一种难以言喻、崇高(sublime)的‘非物质肉身性’(immaterialcorporeality)──纵使肉身不断消磨耗损,但它所象征的价值依旧恒常不变(18)。”(Chiou106)简单的说,物神必须超越该事物本身原本的价值、对主体产生无法名状的特殊魅力,也就是必须产生溢乎其“物质肉身”的吸引力。那么什么样的东西特别可能成为物神?它通常必须和主体不愿与之分离的对象有所关连。段誉曾经猜测到王夫人分外喜爱茶花的原因“定是当年爹爹与她定情之时,与茶花有什么关连”(第四十七回,金1985),这个推测后来在王夫人死前从段正淳与她的对话中得到证实:“我对你的心意,永如当年送你一朵蔓陀花之日。”(第四十八回,金2032)王夫人当年与段正淳在姑苏的蔓陀山庄定情,段正淳离去后山庄依然种满大理的山茶花,而且就连后来她用计要擒拿段正淳时,所购置的庄子也是种满了茶花,茶花的布置还和当初一模一样,这些都足以证明王夫人对茶花的喜爱不只是喜欢茶花本身,其实更是在延续对段正淳的情爱,否则她也不会连品种都不懂却还是痴恋着段誉眼中一盆盆的俗品茶花──把大理人嘲讽命名为“落第秀才”的杂色茶花视为至宝、把白茶“红妆素裹”、“抓破美人脸”都当成“满月”……等等,王夫人的“焚琴煮鹤”、“不懂山茶,偏要种山茶”(第十二回,金493)在段誉看来十分无稽,但其实只要了解茶花对王夫人的象征意义,就可以理解何以她爱茶花却不识茶花本身“物质肉身”的价值。王夫人或许本来就已极爱茶花,但是茶花被提升到物神的地位,却定是段正淳的离去所造成的,借着大理盛产的茶花,住在蔓陀山庄的她与住在满是茶花的镇南王府的段正淳之间,也仿佛还有着联系。

  段誉曾经揣测,王夫人“一捉到大理人或是姓段之人便要将之活埋,当然是为了爹爹姓段,是大理人,将她遗弃,她怀恨在心迁怒于其他大理人和姓段之人。她逼迫在外结识私情的男子杀妻另娶,是流露了她心中隐伏的愿望,盼望爹爹杀了正室,娶她为妻”(第四十七回,金1985),其实除此之外,王夫人动辄把大理段氏的人、在外另有情妇又不肯杀妻另娶的人捉来活埋做茶花花肥的这种行径,也可以看出王夫人绝不只是单纯地喜爱茶花:透过茶花来思念、埋怨、痛恨段正淳,无非都是处心积虑地用茶花来维系住与段正淳的一丝关系。王夫人原本也要将闯入山庄的段誉折磨至死再做成花肥,却因他说起茶花头头是道便愿意设宴款待他,在席间段誉侃侃而谈茶花的正品副品如何区分、有哪些名种,王夫人聆听得悠然神往之际,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他从来不跟我说。”(第十二回,金496),这里实在是点破了茶花在王夫人心中如此重要的关键所在:分离已成事实却不能接受,恋物癖者只有凭借著物神,停滞在分离之前的完满幻象中,而无法在象征秩序中开展自己欲望的辩证。而连王夫人想计擒段正淳时,也是利用过去段正淳所吟过的诗词“春沟水动茶花白,夏谷云生荔枝红”、“青裙玉面如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第四十七回,金1979-1980)做成填字游戏,企图引段正淳入瓮,她牢记当年与茶花/段正淳有关的种种,始终停留在过去回忆的心态,不言自明。

  不论是自恋或是恋物,困在想像认同的层次中等待他者的凝望来成立自我的结果,便是主体的极度异化、有纾解不完的攻击欲。段誉感叹父亲的旧情人,包括自己母亲,个个脾气古怪(第四十七回,金1996),实非无的放矢。最后这些女人(除了康敏之外)全部同归于尽的场景中,特别加以刻划、也因此分外值得玩味的,便是王夫人的死:当慕容复杀了阮星竹、秦红棉、甘宝宝却仍不能使段正淳屈服时,王夫人虽然是慕容复的舅母,却也开始心惊有性命之虞,此时段正淳对她柔声道:“阿萝,你跟我相好一场,毕竟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天下这许多女人之中,我便只爱你一个……你外甥杀了我三个相好,那有什么打紧,只须他不来伤你,我便放心了。”段正淳这番话使王夫人害怕莫名,因为她知道段正淳恨她至极,才会故意说反话想让慕容复把她也杀了,但是之后的变化则更为戏剧性:

  王夫人素知道外甥心狠手辣……只要段正淳继续故意显得对自己十分爱惜,那么慕容复定然会以自己的性命相胁,不禁颤声道:“段郎,段郎!难道你真的恨我入骨,想害死我吗?”

  段正淳见到她目中惧色、脸上戚容,想到昔年和她的一番恩情,登时心肠软了,破口骂道:“你这贼虔婆,猪油蒙了心,却去喝那陈年旧醋,害得我三个心爱的女人都死于非命,我手足若得了自由,非将你千刀万剐不可……”他知道骂得越厉害,慕容复越是不会杀他舅母。

  王夫人心中明白,段正淳先前假意对自己倾心相爱,是要引慕容复来杀了自己,为阮星竹、秦红棉、甘宝宝三人报仇,现下改口斥骂,已是原谅了自己。可是她十余年来对段正淳朝思暮想,突然与情郎重会,心神早已大乱,眼见三个女子尸横就地,一柄血淋淋的长剑对着自己胸口,突然间脑中一片茫然。但听得段正淳破口斥骂……比之往日的山盟海誓,轻怜密爱,实是宵坏之别,忍不住珠泪滚滚而下……(第四十八回,金2031)

  最后王夫人更在段正淳斥骂不休的情况下,自己猛然撞向慕容复的剑尖结束生命,不但段正淳要吃惊何以王夫人不解他的斥骂是要救她一命,读者可能也极惊讶于王夫人竟神智不清、颠三倒四至此,先前还知道段正淳若假意示好才是恨她的表现,瞬时间竟然又认为段正淳如此严厉的话语是恨她的表现。这一段的曲折写得极细致,我们就此可以再次看到想像认同造成的问题。先前说过,当主体困在oo的想像轴线上时,这轴线会形成一道语言墙,阻隔了真正对话的进行──每一个主体的语言行动其实都受到了欲望的穿透,必须放在代表大他者的象征体系中才能理解,不能只从自我的位置出发,以想像投射的方式理解字面上的意思。王夫人起初意识到这一点,知道段正淳语言中的欲望是要置她于死地,但是当段正淳心软改口骂她时,她却因为心神已乱,分不清楚段正淳口头上的辱骂是否正是他的真心,因此把自己弃妇哀怨自伤的心情──“你从前对我说过什么话,莫非都忘记了?你怎么半点也不将我放在心上了?”(金2031)一股脑投射到段正淳身上;说话者的发言位置、发言欲望这些东西都被摒除在想像轴线之外了,此刻段正淳所说的话听在王夫人的耳朵里之所以只具有字面上的辱骂仇恨之意,实在是因为王夫人几近偏执的状态,使她所听见的成为一种“错觉的言说”(delusionalspeech),自己心里怀疑、焦虑、认为对方会如此看待自己的种种信息,会反向地透过错觉中的小他者之口被主体接收(receivingsomewhereherownmessageinaninvertedfromthesmallother;Lacan1993:52-53)。而偏执的想像认同所造成的结果,自然是使王夫人认定段正淳不但离弃她还恨她,因而决定自戕,王夫人想听的,毕竟是段正淳“轻怜蜜爱”之语,和阮星竹一样,即使是口头说说骗她,她也高兴──王夫人就在段正淳许下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明天就去大理无量山中的玉洞双宿双飞,之后,满脸喜色的死去。

  陈墨在评析金庸小说中失恋的女子为“忧伤的情魔”时,提到了一个他认为“怪。但这就是女性”(《情爱金庸》50)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失恋的女人“不去恨应该恨的人(抛弃她的男人、薄情的男人或不爱她的男人),而却偏偏要去恨那不该恨的人(她的情敌、她的同类,那个得到或‘夺了’她的情郎的女人)”(《情爱金庸》57)。陈墨举出了不少例证,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不恨金蛇郎君夏雪宜、不恨自己盲目,却恨透了夏雪宜所爱的温仪;《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也像何红药、王夫人、秦红棉、甘宝宝、阮星竹……等等所有的女性一样并不恨男人,不真的恨那‘薄情郎’,而是恨自己的同类,恨另一个女子将自己的情郎夺去。以为别的女人是‘小贱人’、‘狐媚子’、‘骚狐狸’云”(《情爱金庸》54)。这种女人为难女人的现象在《天龙八部》中的确是甚为明显,我们在第八回就已经看到秦红棉与刀白凤正面交手,虽然眼见段正淳出手相救自己的情敌时,两人分别不满地向段正淳进攻,但是当她们见到对方向段正淳攻击时,又都同时要回护郎君,即使她们之后发现段正淳是假装受伤,思及“这家伙最会骗人”,两人又联手向他进攻,但是对段正淳出手时,却绝非像攻击情敌时那样,招招意图置对方于死地。在第廿三回中秦红棉原先意图行刺阮星竹,在阮星竹的软语感动下,表面上化敌为友,共同把马夫人康敏视为使段正淳负心的罪魁祸首:“秦红棉恨恨的道:‘我和段郎本来好端端地过快活日子,都是这贱婢使狐狸精勾当……’阮星竹沈吟道:‘那康……康敏这贱人,嗯,可不知在哪里。妹子找到了她,妳帮我在她身上多刺几刀。’”(金986)稍后我们将发现两女的同仇敌忾并不真挚,彼此都只是假作对对方毫无戒心之状,事实上阮星竹对秦红棉隐瞒了段正淳的行踪,而秦红棉也知道她在使诈,两女之间短暂的姊妹相称毕竟是尔虞我诈而非相濡以沫。第四十七回,王夫人听说段正淳又和别的女人同行,勃然大怒地质问:“……他丢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爷,我并不怪他,家中有妻子,我也不怪他,谁叫我识得他之时,他已是有妇之夫呢?可是他……可是他……你说他又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是谁?那是谁?……哼,这贱女人模样儿生得怎样?这狐媚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将他迷上了。”(金1996-97)这些女人之间的恨意可说是非常分明,然而她们对共同的负心汉的心情恐怕却一致多类似王夫人:“对他即使有怨怼,也多半是情多于仇。”(第四十八回,金2006)

  对于武侠小说中充斥的这种女人为难女人的例子,难道我们只能感叹这就是非理性的女人特别会制造的怪现象吗?或许也不尽然。《天龙八部》中段正淳众情人们一致表现出来的对情敌的恨、对情人的宽容,与其用性别决定论推断是因为失恋的女性必然会如此,不如说还是她们观看/认同模式的结构性问题使然。前面已经说过,段正淳的情人们多停留在想像认同的层次,而因为想像认同中的自我完形只是从不足跨越到期待所产生的幻象,这种不稳定会使自我必须不断与小他者进行争斗来保障自己无所匮缺的错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女子恨其他的女子而不恨段正淳的原因,或许就不是那么怪异难解了:如果她们痛恨段正淳、真的把他看成厚颜无耻、到处留情、花言巧语的负心汉,那么她们岂不也等于承认爱着段正淳的自己是盲目的、愚蠢的、和无耻之徒厮混的同一等人?而自己到现在心里仍眷恋段正淳这个恶人,岂不是更为不堪?可是如果她们恨的是情敌,情况就不同了,把情敌贬为贱女人、狐狸精,她们不但保全了“情郎只是一时被狐媚所惑才误入歧途”、“他不是不爱我”这样的幻觉,也可以免于面对心底的焦虑: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够好所以他才又去爱别人?换句话说,想像认同“有他就没有我”的结构性缺陷,将为主体制造出“打压他就可以确保我”的错觉,这恐怕才是这些女性彼此憎恨残杀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女性之间互相打压贬抑是女性本质使然,而是任何过度耽溺想像认同的人都容易发生的现象。

  不过我们还是得问,那么女性是不是就是这种比较容易耽溺想像认同的人呢?法国女性主义者依莉佳莱(LuceIrigaray)很不满意的,就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所导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依莉佳莱认为,佛洛依德用伊底帕斯化的过程来解释主体的形成,表示小男孩的恋母情结将会在父亲带来的去势恐惧下受到阻止,因而发展出较强的超我(super-ego),知道要控制不应有的欲望,进入主体化的正常过程,但女孩因为本来就已经被去势,不会受到去势恐惧的威胁,所以恋父的情况不论持续多久都无所谓,甚至女性对父亲或男性长辈那种孩童式的依赖(infantiledependency)也是一直被允许的,因此女性的超我就变得较弱;这整套理论似乎表示女性的象征认同较差是一种宿命、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具有社会及文化中较被肯定的种种正面价值(Irigaray39-40)。佛洛依德用阳具的有无来推断象征认同的发展顺利与否当然是大有可议之处的,但是他关于女性的恋父、依赖情结多被允许的这项观察却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不要说是武侠小说所描绘的中国古代社会了,即使到如今,社会的价值还是普遍地允许、甚至鼓励女性的依赖情结,当女性一直被“潜移默化”为应该被保护疼爱、被男性欲望的客体时,想要超越想像认同的幻象、进入象征秩序成为主动爱欲的主体也就变得格外困难。因此问题不在于归咎女性生理条件会使其超我软弱、道德价值观较低、喜欢与女性同类斗争,而在于检讨整个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是否根本在很多方面是不利于女性主体发展的。

  除了佛洛依德之外,克莉斯提娃关于主体形成的理论也指出了女性主体发展的不利情况。克莉斯提娃认为,孩童若要了解到母亲并不是和他共生的一部分、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完成象征性的弑母(matricide),唯有透过这一个步骤,自主自发的主体(autonomoussubject)才能成立(1989:27);反之,主体如果把母子共生状态的结束看成是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就会被这种自恋伤痕(narcissisticwound)带入忧郁情结之中,无法进入象征层次的主体发展。有鉴于此,主体必须进行象征性的弑母,至于母亲已死的原初失落,则要用升华(sublimation)的方式来处理。然而升华的方式是什么呢?克莉斯提娃表示,对异性恋男性或同性恋女性而言,就是将死去的母亲(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当成爱欲的客体(eroticobject),透过爱恋其他女性来重新收复母亲这个失落物,另外,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达到升华的目的更是克莉斯提娃甚为赞许的一种方式(1989:28)。但是根据克莉斯提娃的看法,女性想完成象征性弑母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我就是她(母亲),她就是我”(1989:18):女儿与母亲在性别上的直接认同使得她不容易透过弑母来成立她的主体。女儿的主体性,在弑母障碍的为难之下,难以发展。

  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虽然许多女性主体性的发展显得较男性迟滞,的确和无法脱离依赖母亲的况状极为相关,但这种女儿与母亲在性别上的直接认同并不只是生理上的必然性所能解释的,它同时被社会文化的意识型态所穿透:例如家庭及社会环境对女孩成为“贤妻良母”的要求,便是女儿被强制(但不见得在意识层次感受到这种强制性)与母亲做认同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精神分析的理论导引我们注意到女性在象征认同上的困难、解释了自恋的情况多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原因,我们更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本质论的划分,女性所受到的社会限制、升华的管道较为局限等因素绝对与许多女性为何难逃想像认同的牵绊有很大的关系。女人如果为难女人,并不是像部分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女人的天性,而是在内化了男性中心的价值观之后,女性习惯靠着男性的凝视来决定自己的价值。试问是不是因为“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价值观深植在女性心中,所以《侠客行》中的梅芳姑才会在发现不被石清所爱之后,把原本自诩姣好的容貌毁掉?而马夫人得不到乔峰的凝望就觉得自己再怎么自负美貌也没有用,是否使我们警觉到,一个无时不忘揽镜自照的自恋女人根本不见得是真正自我肯定的女性主体?也许她根本是透过男性的眼睛来看自己、惶惶不安于是否符合美的标准、是否能成为欲望的客体而已?当我们重新检讨自恋的结构之后,会发现不论是把自恋归为女性本质的父权意识型态,或是想把自恋歌颂为女性自信自爱的主动表现的部分女性主义流派,都有其无法观照到的盲点。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存在于肉眼与凝视的辩证中的,不是巧合,而是,相反的,诱饵。每逢,在爱恋中,我索求一个凝望,令人深深不满的,总是佚失的,便是──你绝不能从我看你的那个位置来看我,反过来说,我所看到的绝非我想看的。(Lacan1981:102-103)

  如果陷溺想像认同的女性所犯的错误,在于认定“他不看我时我就等于不存在”、把生命的价值建立在被欲望(tobedesired)之上,那么什么样的认知可以有助于跳脱想像认同的局限呢?前言中提到了量子力学的反省,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齐杰克把量子力学的思考引进精神分析的框架时,所举的例子正是引起Einstein与Bohr争议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实验:Einstein设计了一个电子通过双狭缝干涉的实验──当双狭缝开启时,从屏幕出现的亮点可以知道电子垂直方向的动量,分别关上其中一个狭缝,就可以知道电子的确实位置;但是Bohr发现,如果关上其中任何一个狭缝,实验的状态就完全改变了。当双狭缝开启时,不管是真的有两个电子分别通过狭缝,或者电子其实是一个个发射出来的,最后都会在屏上形成波的干涉条纹;假如轮流开启一个狭缝,去观察电子究竟经过那个狭缝,最后幕屏上却不会再有干涉条纹了;“这好像是说单一的电子(必须通过两个狭缝之一的粒子)‘知道’另一个狭缝到底有没有打开,因此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如果另一个狭缝是开着的,它就呈显波的型态,如果关着,它就呈显正常粒子的型态。甚至于一个电子好像也知道自己是否正被观测著……这个实验要暗示的是什么?”(Zizek221)这个本来是Einstein用来反驳量子力学的理想实验,经由Bohr的解释在今日已成了说明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的标准范例;我们在此当然不是要探讨这门深奥的学问,而是要随着齐杰克一起问,这个物理学的争议所暗示出的哲学性思考是什么?

  Einstein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此也一直想驳倒Bohr的观点。为Einstein立传的作家A.Pais回忆道:“有一次和Einstein同行,他突然停下来,转身问我是否真的相信,月亮只有在我去看它的时候才存在?”3如果我们回答,“月亮只有在我看它的时候才存在”似乎显得无稽荒谬,但是在精神分析的观点里这个答案却不是没有意义的。齐杰克便用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实验来引申精神分析的相关概念:“我们(主体)对事物的认知会影响并且改变该事物本身:我们不能认定每样事物均包含了自身的本质,以为不论我们怎么看它,它‘就。是在那里’……一件事物之所以完全变成‘它自己’,同时会受外在的环境如何‘注意到它’(takenoteofit)所影响。这种事物和外在的构成关系,不就像‘象征实践’(symbolicrealization)的逻辑一样?某一件事物要算数、要变得有效,都是透过外于自身的象征秩序将之加以定位后的结果。”(Zizek222-23)4就像在以上的实验中,如果粒子和波的性质不曾被一套特定的象征铸模(symbolicmatrix)定义为互斥的、矛盾的(Zizek225),那么实验的结果是否还是那么令人困扰不解呢?在这里齐杰克所点出的其实是精神分析非常强调的观念,也就是对象征定位的理解:我们在象征秩序中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透过主体、他者与大他者之间的繁复互动(如前述的L图示)才决定的。有了这样的认知,主体才不至于被钉死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落入宿命的本质论中,而能够展现主体的能动力,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如何被语言、欲望、文化建构等不同因素所穿透。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想像认同中以为可以“获得”他者的凝望来肯定自己是多么虚妄的想法。飞蛾翅膀上的假眼原本当然是为了吓阻捕食者,但是我们不妨想想,在不把飞蛾当成猎物的狩猎者眼中,那眼状斑点是不是形同瞎的呢?因为其实只有在打算猎食飞蛾的他者眼中,飞蛾的眼状斑点才变得看得见东西(Bozovic171-72)。简单的说,这个例子要强调的便是,他者的凝望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从他者的位置想像出来的(imaginedbymeinthefieldoftheOther,Lacan1981:184),就像飞蛾的假眼如何会产生瞪视的效果呢?只有当捕食者把自己的欲望读入牠的位置时,本来只是个斑点的东西才成为假眼;任何的凝望也都像假眼发出的效果一样,凝望并不是来自飞蛾翅膀上斑点的“本质”,也因此无从被“获得”。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时,主体才有机会脱离渴望他者看自己一眼的窘境,转而肯定自己作为一个欲望主体的身分:如果我总是想成为被欲望的客体,就必须因应他者的眼光,变成他想要看的样子──其实我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他是怎么看我的,因此结果我只能徒然困在“他不看我时我等于不在”的处境中,但是当我肯定“我不看它时它可能形同不在”时,我却可以变成一个有行动力的主体。当然这个层次的认知不是要我们反向地变成独我论的自大狂,认为自己的看法对他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指去了解自己对外在事物的观望方式、自己的欲望投射等等,在在影响到我所看到的结果、我所误以为一成不变的客观现实,如此才能一方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理解象征秩序的可造性。

  《天龙八部》这部小说,是一部有关人心、人性、人生与人世的深刻的寓言──其“大悲大悯、破孽化痴”的意义正在这里。……,可以说,这部《天龙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它的内容来自人性──或对人性的认识──中的贪、嗔、痴的种种病态的深刻的揭示;它的意义来自对这种贪、嗔、痴的“人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与“人世之灾”的揭发与破解;它的境界来自于对这种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悯与大超越。(《赏析金庸》269-70)

  而精神分析的理论虽极其艰深繁复,但秉持的理念其实却与此相当近似,便是对潜意识──举凡欲望、毁灭、恐惧、空无、不可能的面向──的意识(theconsciousnessofitsunconscious)(Kristeva1991:191)。例如虽然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凝望无可避免地搀杂有想像的投射与欲望的穿透等成分,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透过自我与他者在象征秩序中的辩证关系,去勘破其中想像的虚幻,以免被一己的执念所困,陷入想像、自恋、攻击的恶性循环中。段正淳身边的女性自然无一可以超越这样的困境,而其实不能超越想像认同的又何止武侠小说中的女子而已?不论性别身分如何,如果缺乏对人自身黑暗面的认知,都很容易堕入这样的迷障中。借由跳出性别本质论来解读这些女子悲剧的形成原因,本论文冀望就此开启女性主义阅读与金庸小说之间的沟通空间,在拒绝父权意识型态对女性的样板化之际,能同时品评阅读金庸小说的无穷乐趣。

  1拉冈对此的解释如下:“这个图示意指潜意识主体的条件端赖所有在大他者的场域中开展(unfolded)出来的东西。所有在那里开展的东西都被串链、发声(articulated)成为像不定向滑动的论述(潜意识就是大他者的不定向滑动论述)”(1977:193)。

  2oo的想像轴线之所以会构成语言墙是因为语言其实分成所述(statement,theenounced)与能述(enunciation)的不同层次,所述是字面的意义,能述则是经过主体欲望仲介的发言位置,而想像认同的关系无法区辨这两者的区隔,因此所进行的对话只是一种“空洞的言说”(emptyspeech),阻断了主体与大他者之间“完整的言说”(fullspeech)(Lacan1993:14)。

  3关于本论文中提到Einstein与Bohr的争议系取材自“没有人看月亮时她是否还在哪儿?”

  4齐杰克根据这个实验所推出来的哲学性反省,其实连此处提到的论点在内共有五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TheIndivisibleRemainder一书,页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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