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他的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认为

2018-10-05 04:49 来源:未知

  1914年9月8日,白求恩在魁北克省的瓦尔卡蒂亚应征入伍,在加拿大第二战地医疗救护团服役。正如《诺尔曼·白求恩文选》的编者之一,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白求恩精神学习研究会教授梅清海所说:“抛开过去的光环,现在的我们,也许更需要一个真实、www.656.net全面的白求恩。

  “进攻,白求恩大夫和我们在一起!”这条今天看起来有些夸张的口号,却真实地流传在当年晋察冀八路军的队伍中。战士们相信,白求恩是他们的“神医”,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

  战士们的信任并非盲目。事实上,在来中国前,白求恩先后于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已是享誉北美的著名外科专家。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明过一系列医疗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求恩肋骨剪”。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白求恩在中国战斗生活了22个月,在我省就达到15个月之久。”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高春秋表示,白求恩的足迹遍及河北平山、唐县、阜平、涞源、易县、顺平、河间、曲阳等地,而他在河间县真武庙所做的手术,创造了当时治愈率最高的世界纪录。

  “白求恩是创伤外科最早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我们今天许多基本外科手术方法和原理,都是白求恩奠定的。”对于白求恩在外科专业的权威地位,加拿大原外科学会会长、创伤外科专家格兰特斯图尔特如此评价。

  而作为历史研究者,戴维森在评价白求恩医术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单词:“fast(快)!”

  “白求恩做手术不但干净利落,而且速度极快,在当时的外科医生里,他可以说是手术速度最快的。而在争分夺秒、不断有伤员集中出现的战场上,快就意味着能挽救更多生命。”戴维森这样解释。研究者表示,白求恩曾提出战地外科手术三原则CEF,也就是close(靠近,离前线越近越好)、early(早,手术越早越好)和fast(快,手术速度越快越好),这三点至今被奉为战场急救圭臬。

  白求恩做手术的速度和敬业精神,在他1938年12月7日发给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一份报告中也可以体现:“11月28日下午5点15分,我们接收了第一名伤员,这时他已经受伤7小时15分了,我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做了71个手术”在之后的齐会战斗中,他又不顾周围同志劝阻连续三天三夜工作,创下坚持工作69小时、为115个伤员做手术的纪录。

  除外科手术,白求恩在输血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在西班牙,他创制了流动输血车和野战伤员急救系统,这被认为是今天各国现代军队普遍采用的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也是战地输血的开创者。

  白求恩的助手游胜华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游黎清向记者描述了父亲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1938年5月16日到22日,白求恩途经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120师的后方医院,短短几天,白求恩对200多名伤病员进行了诊治,给20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也是这一次,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第一次接触到了输血技术。当时,白求恩给一个重伤员做下肢截肢手术,需要输血治疗,白求恩果断地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在白求恩的带动下,后来又有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也给伤员输了血。之后,输血技术才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院逐渐推广。

  “我们家族的男人脾气暴躁、性格多变、固执己见、执迷不悟而又严以待人,这样的特点来自于他们对真理的执著和个性的自负”

  “白求恩对医护人员的要求到了严苛的程度。”年过六旬的王永革是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他给记者转述了自己父亲的一个故事:在一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情况时,发现一位伤员伤口没有处理好,他大发雷霆,问道:“这个手术谁做的!”王道建站了出来。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离开这里!你不配做医生!”在白求恩英文传记里,这里使用的“离开”,其实完全可以译成“滚”。

  王道建的领导通过翻译反复向白求恩解释: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业务确实不精通,但是人品好、爱学习,是个好同志。经过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连连道歉:“是我不对,我是法西斯,我不该骂人。”后来,王道建成了白求恩最满意的助手之一。

  事实上,白求恩的火爆固执往往来自于对真理的执著。刚到中国时,很多人觉得白求恩年龄大了,需要照顾,前线既危险又艰苦,想让他留在延安。白求恩知道后激动地跳起来,在窑洞里顺手抓起一把椅子气愤地向窗子砸去。因为用力过猛,椅子砸断了窗棂飞落到院子里。他激动地叫着:“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明朝花瓶那样的老古董,要把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发现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现象,他都要发火骂人。长期失眠和高强度的工作加剧了白求恩那一触即发的暴脾气,连他的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认为,“边区的艰苦条件使他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所以对很多事情显得反应过度”。但是正如白求恩在1938年7月给和信中说的那样:“我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精神给出了上述批评,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病人的舒适和健康,这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白求恩的严厉和坦诚得到了八路军医护人员的理解。在他的努力下,松岩口等地的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喊叫、眼泪和笑容终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而在1938年8月白求恩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确感觉疲倦,但是我觉得我很长时间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内心非常满足我在这里享受到国王般的待遇,已经没有任何奢求了。对我而言,同志们就是我最大的财富”

  “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排、苹果派和冰激凌。想想都是绝佳的美味啊!还有书籍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听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铺着白床单软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觉?姑娘们还渴望被人爱吗?”

  这是一封细微感觉中蔓延着乡愁的书信,也是白求恩生前写给加拿大朋友的最后一封信,

  紧接着上面那一段话,白求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惊喜。”他在信中向友人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险恶用心,并预测这场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关于自己,他写道:“我计划明年年初返回加拿大,我希望能为下一步的工作筹措每月1000美元的经费。他们需要我,这里是我的边区,我必须回来。”

  在本职工作中,白求恩对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的思考则更多。八路军的医务队伍,多数是像王道建那样的农村战士参军以后边干边摸索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专业训练。白求恩看到这种情况,就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完成了重要医学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这部著作被称为“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他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在来中国之前,美国援华会和加拿大答应定期向中国提供必要的物资和资金帮助。但在白求恩一行来中国之后,说好的资助却不见了踪影,他发出的所有求助信件都石沉大海。为此,白求恩决定回国一趟,主要为了筹措资金和已经不足的药品,顺便暂时休养和缓解乡愁在1939年夏,他的左耳失聪,并在短时间内曾连续两次严重感染高烧,抵抗力已经非常差了。

  然而,就在白求恩的回国之旅即将成行时,1939年10月底,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了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应前线部队的邀请,白求恩毅然决然推迟了回国的计划,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那我回国还有什么意义呢?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再启程吧。”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由于在高强度密集手术中划伤手指而造成的又一次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逝世,享年未满50周岁。5天后,他穿着整洁的八路军军服下葬,从此永远沉睡在中国的大地上。

  (作者王思达;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对本文的采访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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