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使我发生兴趣的是书中对这方面早年实验发

2019-04-26 21:09 来源:未知

  1987年3月20日,《物理》杂志刊发了杨振宁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一个真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享誉世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物理学家。

  他叫谢玉铭,出生于晋江,成长于泉州西街。他的女儿叫谢希德,复旦大学原校长,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大校长,也出生于泉州西街。

  若没有诺贝尔奖这把标尺,普通人或许很难理解一个物理学家可能到达的高度。我是在与泉州培元中学一位退休副校长聊天时,听他谈起这个关于诺奖的故事。

  后来我在中国物理学核心期刊《物理》杂志上找到了杨振宁写的这篇文章,刊登时间是1987年3月20日,正好是谢玉铭去世一周年。故事不长,我们一起来看看:

  1986年3月,我在纽约买到一本新书,名叫“Second Creation”《第二次创生》,是两位研究物理学史的作家写的。特别使我发生兴趣的是书中对这方面早年实验发展的讨论。

  原来在三十年代就有好几个实验组已经在研究氢原子光谱,与后来Lamb(编者注:195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46~1947年的工作是同一方向。其中一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W.V.Houston和Y.M.Hsieh。他们做了当时极准确的实验,并写成长文投到“物理评论”。

  《第二次创生》对此文极为推崇,说文中做了一个“从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提议”。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当时理论结果不符合,但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与他们先后同时有几个别的实验组得出了和他们不同的结果,由此产生了混乱的辩论,理论工作者没有正确处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Houston和Hsieh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看了《第二次创生》对他们工作的推崇后,我想到Hsieh也许就是现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编者注:当时还在任)的父亲谢玉铭教授。

  可是一时不能证实,非常凑巧,几天后,谢希德自美国西岸打电话来讨论学术交流的事情。我趁机会问她谢玉铭教授是否曾于三十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并曾与Houston合作。

  “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那时的工作很好,比Lamb有名的工作早了十多年,而且Lamb的结果证明你父亲的实验是正确的?”

  “你们父女都是研究物理的,Lamb1946年到1947年的工作引起震惊时,你已经是物理学工作者了,他怎么没有和你谈起他自己30年代的工作呢?”

  电话另一端的谢希德,沉默了—会儿才说,“说来话长。我们没有机会。家父建国前去了菲律宾,他写信要我留在美国或英国。我于1952年回国,回国后曾多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我猜他对我不听他的话很不高兴,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讨论他早年的工作。”

  “前几天,我刚自上海来到美国西岸,到芝加哥时突然接到消息,家父于3月20日在台湾去世了。他大约是十多年前自菲律宾退休以后搬去台湾的。(编者注:彼时,两岸交流还未完全开放)”

  “我们父女四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谢玉铭出生于1893年,4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泉州府城内,西街平水庙的附近。

  平水庙现在是一条巷子,位于开元寺后面。那儿可真称得上是一块宝地,除了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东南大学前校长陈笃信、泉州师范学院前院长陈笃彬都在那里长大。

  谢家和陈家居住距离只在百米之内,两家时有礼访,惺惺相惜。谢希德在那也生活了六年,随后才跟着父亲到了北平。

  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吴伯僖也是泉州人,曾在《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一书中的物理卷写过一篇谢玉铭的传略。

  文章里提到,失去父亲后,家境很清苦,全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谢玉铭的学习成绩很好。就读于泉州培元中学时,他善画地图,常利用此特长赚钱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尚不能印制挂在墙上的大幅地图。他利用假期绘制成多幅大型欧洲、亚洲、日本、台湾等地的地图,卖给学校,一年下来可以挣到几十块银元。

  因为高中学业突出,谢玉铭后来被推荐到燕京大学,随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完成硕博学位。在战乱的年代,他辗转于湖南大学、厦门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物理学教育,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物理学人才,包括同样来自泉州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张文裕物理学家,系我国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者之一。

  女儿谢希德几乎继承了父亲在物理学上的天赋和刻苦耐劳的学者精神,并且怀着浓浓的有家乡情怀。

  许多复旦人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教师节晚会上,一位身材矮小瘦弱,拖着病腿,步履蹒跚的老教授,站在宽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上海市众多教师代表和年轻的学生们。当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老教授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中、国!”霎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位老教授就是谢希德,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她的主持下,复旦一点点的走向世界,直至赢得“东方哈佛”的美誉。

  这个几乎终身与腿疾病痛相伴相随的弱女子为了深爱的祖国,为了钟情的事业,倾尽了毕生的才智和心血,无怨无悔。因为她亲历了三四十年代战火中的中国,感受了一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北平的颠沛流离,这使她强烈地意识到: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人们才会有安定的生活。

  1952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后,谢希德冒着风险绕道回到国内。因为当时,在朝鲜战场屡吃败仗的杜鲁门政府突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得知这个消息,谢希德感到惊讶而愤怒,却没有丝毫的动摇。

  谢希德在一次采访中透露,父亲当年并不同意她顶着风险回国的做法,在信中写道:“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深爱女儿的父亲希望女儿能有很好的科研环境,能生活幸福。

  但怀着对祖国炽热和执着的爱,谢希德在“自古忠孝两难全”的一声叹息中,终于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纷乱的历史环境下,这个选择的代价却是父女俩从此再无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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